《东京审判》的视野，狭窄得令人失望。甚至使我产生一个痛苦的念头，假如没有梅汝璈法官，东京审判或许也像纽伦堡审判一样，更加符合人类的自然正义。梅先生是法学界前辈，这部电影根据他 60 年代的书稿和回忆录改编。彼时的境况，就连回忆录也写不下去，只完成了半部。梅先生笔下，带着一种不能不爱国、不得不爱国的时代笔调。无论在征服者的东京，还是文革前夜的北京，这都几乎是他唯一可抓住的稻草。电影一开始，梅汝璈不服合议庭庭长的决议，三番五次以拆台的方式，要挟其他 10 位法官，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人或以梅先生为民族英雄，我却为他丧尽法官的尊严而悲哀。在我看来，他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
梅汝璈骨子里不是法律人，而是一个士大夫。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拿到法学博士，对英美法有较深了解。但以一介书生去“审判”日本人，肩负的民族大义实在难以承载。中国自古没有这样的事，放着许多将相高官和各级法官，却不得不派遣一个教书的草民，去参与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敌国领袖的全球性审判。“审判”两个字，忽然显得那么陌生。到底什么叫审判？梅汝璈以教授身份，出任唯一的中国法官，举国上下极少有人意识到，一场两千年未有之政法传统的大变局，正在发生。也许梅先生是少数有能力理解这一伟大转捩的人。但两千年的重负啊，四亿人的眼光，他选择失明是值得同情的。
东京审判的意义，迄今也难以理解。朝野内外，当时都以为审判不过是过场。自古以来，战败国就是战胜国的砧上鱼肉。自古以来，败军之将总要折节受辱，以至斩首断头的。人们以为，“审判”不过是以一种摩登的方式，去为这种族群复仇凭添一层光环罢了。所以开庭后头几个月，中方检控工作一塌糊涂，只控诉不举证。一位副部长上去慷慨激昂，宣称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结果被轰下了证人席。到最后，梅汝璈甚至对合议庭以死相逼，萌生出若不判首要战犯死刑，就自杀以谢国人的念头。这或许在个人担当上令人敬仰，但梅汝璈的形象，显然蜕变为一个古典式的使节，而不是现代法官。他对“审判”的理解，就是持节出使。他甚至不是来审判日本人的，而是来与其他 10 位法官为敌的。
梅先生是令人尊敬的使节，却是耻辱的法官。在我看来，正是梅汝璈先生，在某个层面上否定了东京审判的意义。梅先生给了同胞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轻车熟路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场难以理解的“东京审判”。
当时“纽伦堡审判”已经结束，开创了人类史上依据普世人权价值、审判国家罪行的判例。苏联人曾建议无需审判，凡穿过纳粹军装的，直接枪毙就行了。人类一直是这么干的，因循惯例，似乎也说不上更堕落。但二战的伟大，不是军事胜利，而是以千万人的性命，换来了普世价值的被承认。二战留给人类两大道德遗产，一是沉淀了普世价值的《世界人权宣言》；二是以此为凭，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施行审判。胜利者和受害者甘愿刀枪入库，放弃了自古以来处置俘虏的“国家主义”特权，而给加害者和战败者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
这两场世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的辩护人都以两个理由来质疑法庭的正当性。一个说，那个古老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复仇传统，不可能是公义的。因为普通法的基本精神，是“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子里担任法官”。二是以“法无溯及力”的原则来抗辩，即一项事后的法律，不能约束之前的行为。但检察官们却以国际法中一贯包含着的自然法精神，来论证审判的正当性。40 年前的美国电影《纽伦堡审判》，有一个镜头，美国法官杰克逊在纽伦堡预备用作法庭的正义宫中，看见德国人在法官椅的背后，也镌刻着摩西十诫。他心中顿时踏实了，知道这场审判的确不是战胜国的舞台，也不是依据某个世俗国家的制定法，而是依据那个高于一切人间法律的道德法则来进行的。正是对自然法的敬畏和顺从，使这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破天荒的审判，带来了二战后的第一次全球化，即法治与普世人权的全球化。
如果“审判”发生在“国家”之内，人们可能以为，“国家”本身就是审判权的来源。但若发生于国家之间，“审判”就需要一个超国家主义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若不存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就不成立，就非常的不要脸。“法官们”杀人，与法西斯杀人也没有本质区别。这个正当性若存在，它就一定是“反国家主义”的。一旦承认东京审判是正义的，“民族国家”就不再是历史中的偶像。当东条英机和土肥原坐在被告席上时，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法庭啊。当这个法庭对一种国家行为和一个忠诚的军人提出指控时，它所要指控和审判的、以及它决心要从被告和听众的心中摧毁的，除了“国家崇拜”，还会是什么呢。
来自 11 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一个合议庭。其中只有梅汝璈一人被他的同胞赞誉为民族英雄。悲哉啊，当一个法官被称为民族英雄时，他还有什么资格，坐上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尊贵的审判席？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一座印度籍法官帕尔博士的铜像。这位梅汝璈的同事，在东京审判中撰写了 60 万字的审判意见，就“何谓侵略”、“何谓战犯”等命题提出异议。帕尔认为，东京审判是一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缺乏足够的正义性。
我极不愿意说，却又不愿意你们不知道，60 年前的梅汝璈法官，和 60 年后的这部电影，恰恰使帕尔法官的意见，看上去有部分的说服力。日本的右翼和中国的左派，其实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诉诸民族主义和国家崇拜，共同拆毁了东京审判之于远东世界的正义基础。
回到那个座次问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书稿中，梅先生仍情绪激昂地回顾了当年的一幕，他说中国受害最深，法官座次理应排在更前。可怜“弱国无外交”，才需要他如此抗争。若我是梅先生，我也可能提出这一商榷理由。但问题是，如果合议庭成立之后的第一个裁定，即对法官座次的安排，首先就遭到其中一名法官基于民族主义理由的、近乎耍赖的反对。那这个合议庭对日本战犯作出的死刑判决，被日本人基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理由反对时，岂不是顺理成章吗？梅汝璈屡次不服从合议庭的裁定，他的姿态，其实就是日本右翼人士的源头和效法的典范。因为他甚至比日本人更热衷于颠覆这个法庭的正当性。假如我是帕尔法官，我的同事中有这样一位法律人。我会比帕尔更进一步，声明退出这个令正义蒙羞的法庭。
东京审判中的“座次”，的确是大有意味的。但却不是为战胜国争面子的问题，而是“审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到底被建立在哪里。比较关于座次的两个文本依据。澳大利亚法官、庭长韦伯依据的是《波茨坦公告》的签署顺序，即美、英、中、苏。梅汝璈的依据是《日本受降书》的签署顺序，中国在第一位。1945 年 7 月 26 日的《波茨坦公告》，美、英、中三国（苏联后来加入）诉诸人类的普遍正义，公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永久地消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随后日本天皇接受这一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根据《波茨坦公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宪章，该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这就是东京审判的直接法理依据。承认这一依据，法官座次就是美、英、中、苏。但美英为了进一步增添审判的程序正义，主动舍弃了他们的座次，改由四国以外的澳大利亚法官出任庭长。但梅汝璈要求以受降书为座次的依据，却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场审判的崭新意义，而坚持将审判的合法性建立在成王败寇的战争逻辑之上。也就是古往今来那个自我伸冤的原则——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就是最高的大法官。
梅汝璈的看法，也是多数中国人的看法。如果世上没有另一种对于“审判”的理解，这看法也不能算错。但世上的确还有另一种看法，正是这一看法，才构成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正当性。
《圣经》中，上帝对人间的权柄，不但在创造、护理和拯救上，更加在最终的审判上。“审判”也是一个位格的议题。“审判”成为可能，至少要有三个假设，即位格的主体性、律法的客观性和见证的公开性。审判的意思，是一个有位格的审判者，向着另一个有位格的被审判者，按着一个清楚的律法，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下，来赏善罚恶。这一幅审判的场景，就是有位格的上帝与中国“天道”思想、及与希腊“逻各斯”理念的差别。也是基督教的自然法与理性主义的自然法的鸿沟。任何一种形而上的道德观念，即使我们同意，它可以成为判断善恶的标准，也不可能产生符合正义的“审判”。因为罪与罚，只能在一个有情感、有意志的审判者面前才能成立。
如 C·S·路易斯说，一个小朋友的算术题做错了，他不会向着乘法口诀表忏悔，祈求它的赦免。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九九乘法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没有位格神，就没有“审判”的场景。就算有，也是“黑箱操作”，也是人文主义式的“替天行道”而已。没有位格神，也就没有程序正义。律法是不透明的，无论人怎样归纳自然法，无论孟子怎样说，“人皆有是非之心”，但你的是非却不是我的是非，你的自然法，却不是我的自然法。“天赋人权”的意思，就好比一个乘法口诀表。它可以提供一个公义的准则，却不能提供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和一个宇宙性的见证。因此自然法的理念，仍然不足以构成一个清晰的审判场景。
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是宇宙中一切审判权的源泉。没有位格神就没有超验正义，也就没有罪（sin）的概念。而没有超验正义，国家之间的审判怎么成为可能呢。以色列人在没有王的时代，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亲自为王，在他们中间兴起三种领袖，一种是先知，这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把圣言带到人的面前去。一种是祭司，把有罪的人带到上帝面前去，透过献祭寻求赦免。第三种，中文的“合和本圣经”，则以《周礼》中的一个职官名来翻译，称为“士师”，意思就是审判官。更早的时候，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选立长老，也是为着裁判民事纠纷。但基督教所说的“民事”，是包括刑事在内的，意思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而“道德律”涉及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及其绝对的责任。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颁下“十诫”，作为道德律的一个永恒的表达，也是他在人间施行审判的依据。
《罗马书》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又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这是一种上帝之下的自然法观念，而不是哲学理念之下的自然法。如果这是真的，日本战犯就应该被送到被告席上。若不是真的，印度法官帕尔就是对的。东京审判只是战胜国对战败国不公义的复仇罢了。若没有上帝，东京审判就是一种霸权主义。受害人自己做法官，以一种被告从未承认过的法律为依据。这还能叫做审判吗。当年的 11 位法官中，只有帕尔和梅汝璈二人，不相信宇宙间有一位“三一上帝”。因此也只有他们二人否定审判的正当性。梅先生表面承认，却使劲的颠覆。帕尔比他有勇气，干脆不承认。
在《旧约·利未记》第 19 章中，曾给出上帝设立人间裁判权的一个准则：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这表明审判必须基于公义，而上帝的律法既是实体公义的源泉，同时也蕴含了“程序公义”的一面。如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反复强调二人以上的证据原则和“直接言辞”原则。《申命记》说，“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这和基督在福音书中反对的“你们不要论断人”的原则也相一致。意味着非经一个正当的程序，个人对个人的裁断乃是不公正的。统治（治理）必然包含了审判（论断），因此一个程序正义的审判，就和个人的论断一样，都是对超验正义的僭越。
“程序正义”是上帝赐给人间的一种裁判权，上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最高主权，使一个信徒能够接受程序正义，并得到实体上的安慰。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中，这也是人间裁判权能够被接纳的最终前提。即人们对自己的判决结果“在最后的审判日，向万民的最高审判者承担责任”。换言之，假如绝对公义是不存在的，“程序正义”就是一个必将不断遭到质疑的谎言。一个无神论的政法制度，通常会趋向两种极端，一是挣脱上帝所设定的程序枷锁，以人的良心为最高法庭，自我伸冤。二是以存在主义的立场，接受一种有可能牺牲实体公义的审判方式，由此不断削弱审判的正义根基，沦陷在麻木不仁的法律实证主义之中。
此外，审判也是邻居之间的审判，这正是英国陪审团制度的起源。邻居之间的审判，意味着国家不是审判权的唯一来源。这就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审判成为了可能。当日本被审判的时候，其他国家所组成的与其说是一个合议庭，不如说是一个陪审团。
60 年后的导演高群书，及许多观众，几乎仍然不能接受，为什么不但允许战犯辩护，还怕律师不懂英美法，专门给每个被告配一至二名美国律师。甚至对院线和观众来说，在银幕上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节日。舆论说，“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去看这部电影”。宣传海报也以一种公判大会的口气写道，“9 月 1 日，绞杀日本战犯以谢天下”。成都的一家影院，甚至推出了一款“模拟绞杀日本战犯”的有奖游戏。60 年前，梅先生身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的选择是悲剧性的，假设他是中国的帕尔呢，我想回国后，他根本没有机会活到文革前夕。梅先生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代表遭受侵略的中国人，置身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法庭，尝试在国家之间“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但他最终选择了从人类回到中国，从正义回到苦难，顺服在由怨恨、苦毒、惩罚和复仇所组成的国家主义的法律观下。他决意要作最后一名士大夫，而不是第一位法官。他对合议庭及庭长的每一次不顺从，都将审判的正当性从自然法的立场，下降为民族主义立场。更可悲的是，经过漫长的 60 年，他的选择仍被渲染成一种民族气节。
几乎同时的一部电影《日本沉没》，导演站在战败者和被审判者的地位，反而显出了更宏大些的视野。这是部翻拍片，最初曾在 1973 年轰动日本，2006 年又斥巨资翻拍，加上了阪神大地震、东南亚海啸等背景，在日本和东南亚成为最卖座影片。“日本沉没” 的预言，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噩梦。也是当初军国主义兴起、以武力扩展生存空间的一个民族文化心理。这个充满地震和火山的国家，就像一座搁浅的巨船。电影描写整个日本在地壳变动下沉入太平洋。几千万日本难民散落全世界，成为获救的余数，像犹太人一样，“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一如南斯拉夫断裂的大地，地上没有不摇动的国。日本列岛不是挪亚方舟，活在上面的人心里焦虑，没有安息。所以他们梦想着登陆扩张，就如《诗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当枪炮与杀戮靠不住的时候，他们就拍了这部电影，来缅怀民族的罪孽与悲情。70 年代的版本中，对当初的战争选择及人类命运，已有着令我惊讶的反思。片子里的首相说，苦难中的死亡，是为了爱中的复活。他率领全体日本政治家们，跪在全世界面前，恳求接纳失去祖国的日本人。各国海军也在最后一刻全力投入了营救。电影中的中国也抛开仇怨，开始全线出动，搜救日本难民。
这是一种隐晦的、对世界的歉意，和对蒙赦免的渴望。只是战后的一代容易忘却悔恨与伤痛，而只对羞辱耿耿于怀。据说，当年许多的日本右翼青年看这部电影后，嚎啕大哭，意欲一死。但《传道书》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中国人与日本人，受害者与侵略者，谁可以审判谁，谁又可以赦免谁呢。如果真有天国，我只知道天国的原则，不是谁受的苦最多，谁就站在最前面。
上帝审判人一切隐秘事的日子终会来到，但福音书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幸运的是，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那一场东京审判，无论令人愤怒，还是令人击节，人间的惩戒都已过去了 60 年。无论他们的靖国神社，还是我们的心头恨意，谁先抬头，看见真正的挪亚方舟，谁的悲情就先得医治。
2012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