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烬中的钻石:评电影《卡廷森林》

王怡

82 岁的瓦伊达,是比基耶夫洛夫斯基更伟大的波兰导演。奥斯卡在 2000 年把终生荣誉奖给了他。柏林电影节拖到 2006 年,也向他颁出终生成就奖。谁又料想,风烛残年,他还能拍出恢宏史诗呢。尽管今年的金熊奖和奥斯卡,都舍不得再给他荣誉。但在我眼里,《卡廷森林》无疑是近十年来人类最伟大的电影。

伟大到令我手足无措的地步。无论钻石还是灰烬,都超出我的写作能力,叫我的词语山穷水尽。开头只十分钟,一个镜头,一句对白,已让灵魂起伏不已。1939 年,苏联配合纳粹,入侵波兰,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押入集中营。妻子在教堂的临时抢救点寻找丈夫。一位神父跪在尸体之间。她女儿喊道,那是爸爸的军装。妻子跑过去,掀开盖在头上的大衣,下面却是一具被毁坏了的、戴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像。那一刻,我和她同时被震骇了。神父伸手,轻轻将耶稣像重新盖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为电影奠定了一种令人战兢的崇高感。1989 年之后,瓦伊达和波兰人等了将近 20 年,来描述这个曾被谎言遮盖了 50 年的惨案。但在瓦伊达这里,苦难是这样被描述的。那一场苦难中,最深沉的真相,并不是我们被苏联人屠杀,而是基督被人类重新钉上了十字架。

当妻子跨越大半个波兰,在波兰军官团被押送之前,找到她丈夫,波兰最年轻的骑兵上尉。她劝他逃走,丈夫拒绝了。妻子绝望地说,你曾以上帝的名义说出誓言,与我联合,成为一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上尉说,可我对波兰也有誓约,我无法背弃军人的使命。

史诗的伟大,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悬念。因为你一开头就知道他们的结局。但电影的重心,是每个人的定意与抉择。《旧约》说,人的灵魂是上帝的形像。《新约》解释说,这形像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至于灵魂的内涵,康德的三分法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就是情感、思想和意志。当人的意志顺服真理时,人就胜过处境,葆有了他的尊严。

上尉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当纳粹召集教授集合,妻子也劝他不要去。父亲和儿子一样,说我一定要去,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1943 年,德国人发现了卡廷森林的万人坑,全体波兰军官在 1940 年 4 月,逐一被手枪近距离从后脑勺枪杀,纳粹的纪录片说,“这是典型的苏联克格勃手法”。希特勒向被杀害的波兰将军夫人颁发了勋章,要录下她宣读的声明,向全国广播。镜头在将军夫人的脸上几乎停顿了几十秒,纳粹威胁说,不然送你的女儿去奥斯维辛。她轻轻推开那份声明,走出房门,晕倒在街上。

二战结束后,波兰被苏共控制。苏联重新制作了纪录片,声称 1941 年纳粹占领卡廷后,屠杀了波兰战俘。近距离从后脑勺射击,“这是典型的德国党卫队手法”。高音喇叭说,每一具埋在卡廷的尸体,都控诉着帝国主义的罪恶。从此,波兰人被迫活在一个巨大和高压的谎言里。卡廷,成为良心的试金石。一位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简历里说,父亲 1940 年被苏联杀死。老师叫他改掉。可是,要在父亲的死上说谎,是我读大学的条件吗——是的,我们要重建波兰,如果连你们也被杀了,波兰的未来在哪里呢。

善恶的区别永远是简单的,谎言的自我辩护都极其复杂。可爱的孩子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份简历”。老师交换意见,感叹说,你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你对波兰人民的忠诚。二十分钟后,这位年轻人死在街头。

一位姐姐,为上尉飞行员的弟弟定制了墓碑。上面写着,“1940 年(而非 1941年)死于卡廷”。她以散播谣言的罪名被捕。之前她和弟媳讨论入党的事。她说,你决定入党,在新世界找到了位置,但我仍然在弟弟的世界里。如果我必须选择,我选择和他在一起。

那你选择了死亡——不,我选择被害者一边,而不是杀人犯一边。

电影中,四位军官的亲友们,都在艰难生活中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位骑兵上尉在最后一批枪杀中,顶替了他的朋友。死里逃生的朋友却选择了沉默,在波共政权下升为上校。他与将军夫人有一次对话,讲述自己忍辱负重的理由。夫人一针见血地说,也许你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但你的做法是一样的。你想法不同又有什么用呢。

这话的意思,是有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在人的意志之上。是非之心,也刻在人的灵魂里,叫人无可推诿。上校最终吞抢自杀。就如瓦伊达 50 年前打破沉默的名作《灰烬与钻石》,选择顺服,就是选择灰烬中的钻石;选择悖逆,就是选择埋藏钻石的灰烬。

卡廷惨案,使波兰在二战后落在屈辱和荒谬里。但如那位妻子所说,只有死亡才能将一个誓言分开。意思是说,苦难和谎言都没有这个能力。哪怕苦难再大,哪怕谎言重复一千遍,或重复了 50 年。

因为活在谎言中,根本就不是活着。

1991 年 12 月 23 日,戈尔巴乔夫移交政权时,邀请叶利钦共同阅读了总统密档第一卷。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头发都竖起了”。密档有三份文件,即 1940年 3 月 5 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签署的命令,同意秘密处决被俘波兰军官共 25700 人。命令中说,“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另一份是 1959 年 3 月 3 日,克格勃首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统计卡廷屠杀的总人数为 21857 人,并建议“销毁全部档案”。

1992 年 10 月 14 日,叶利钦遣特使,去华沙,将三份密档的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结束了维持半个世纪的谎言。

被推土机埋在卡廷森林的军官中,也有瓦依达的父亲。他曾在最后一个平安夜,和同僚们齐唱哈利路亚。没拍这部影片之前,瓦伊达的电影世界始终是残缺的。50 多年来,他用各种寓言讲述一个苦难的波兰,直到拍出这一段不能不拍的、历史的灰烬。

但灰烬中是找不到钻石的,除非有人跪下来祈祷。影片最后的屠杀场面,无论你近一百分钟的心理准备如何,依然具有意想不到的震撼力。当一个接一个波兰军官,面对万人坑,在被枪杀时诵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枪响;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枪响;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枪响;
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他们的罪——枪响。

接着,瓦依达让他的观众沉浸在整整一分钟的黑暗里,向一个过去的时代致哀。他说,拍这部电影,是渴望人们的灵魂苏醒。渴望光来到黑暗中,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

2008-03-0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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