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G.K.切斯特顿写于1905年的《异教徒》，他至少在三个方面远胜于我：体重，幽默和保守。他说，唯有对谦卑的人，太阳才真正是太阳。没有感恩之心的人以为，打个手势，太阳就从天上掉下来，是惊人的浪漫。然而，太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才是这世界最惊人的浪漫。基督叫我们爱自己的邻舍，这是浪漫的开始。
现代主义作家
现代主义作家，是—群从无望的寻找中首次折回的人，向尾随其后的群众，报告大败的消息。人们举起诗人的遗体，说，这是他们所立的新约，是为我们破碎的。我们像食腐动物—样，分领他们的尸首，为的是记念他们。(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二章“论否定的精神”，13页）
我记得真诚、能干的现世主义者富特（G. W. Foote）写过一本小册子，里面用到一个词组，这个词组明确地象征并且区分了这两种方法。小册子的名字叫“啤酒和圣经”。啤酒和圣经原本就是两样非常高贵的东西，因为联系在一起，就越发显得高贵。富特先生从他那种严格的老式清教徒的角度似乎认为，这一联系具有讽刺意义，我却认为这一联系很好、很恰当。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小册子，但我记得，富特先生对任何企图借助宗教仪式或代祷的方式解决酗酒问题都嗤之以鼻。他说，对于戒酒，一张醉汉的肝的照片比任何祷告或赞美要灵验得多。我认为，富特先生这一形象化的表达是现代伦理不可救药的病态的最佳体现。在现代伦理的殿堂中，灯影绰绰，众膝下拜，庄严的颂歌声起，然而，在众膝朝之跪拜的祭坛上的，不再是那个完美的肉身——那位完全人的身体和本体。在那里的仍然是肉身，但它是一个有病的肉身。这是醉汉的肝所立的新约，是为我们破碎的，我们领受这肝，为的是记念他。
节日
理性主义者没有节日，人类依旧为上帝之死而身穿丧服。雪莱、尼采和马克思的军队，—遍—遍轰炸着这片土地，但他们并未真正治理这块土地，他们没能展起旌旗，将人类的欢乐收编其下。他们无法为欢乐命名，他们杜撰了无数假日，却没有—个配称为holiday。(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六章“圣诞节与唯美主义者”，57页）：
我没有能够点燃篝火，此类事情无一成功。从来没有理性主义者的节日，没有理性主义者的狂喜，人类仍然在为上帝之死身著丧服。上个世纪基督教在受到狂轰滥炸时，最持续不断、最猛烈的轰炸是针对它所谓的对人类欢乐的仇恨。雪莱、斯温伯恩及其所有的军队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在这片土地的上空轰炸，但他们没有改变这块土地。他们没有竖立起一根新的胜利纪念柱或一面新的旗帜，让人类的欢乐归其麾下。他们没有给欢乐命名，也没有定下新的欢乐的节日。斯温伯恩先生没有在维克托•雨果生日的前夜挂起长袜，威廉·阿切尔先生没有在雪地里站在人家的门外唱描绘易卜生诞生的颂歌。世界上曾有过各种各样古老的喜庆，在我们理性的、令人悲伤的岁月的周而复始中，只有一个节日保留了下来。圣诞节继续让我们回想起那些时代（不管是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时代），在那些时代，多数人表演诗歌，而不是少数人创作诗歌。整个冬季在我们的森林里，只有冬青树在闪耀。
“节日”（“holiday”）这个词本身解释了以上这个奇怪的事实。银行日指的可能是银行家视为神圣的日子，我想，半假日（half-holiday）指的是小学生只将部分时间用于宗教活动的日子。乍一看我们很难明白，闲暇、嬉戏这类人类的东西为什么始终应该起源于宗教。理性地来看，我们为任何事情——米开朗琪罗的诞生，尤斯顿（Euston）火车站的开通——庆祝、唱歌、赠送礼物，似乎均无不可，实际却行不通。事实上，人们只对精神之物贪婪、极度地追求实利。废除尼西亚信经及其类似的东西，你会对卖香肠的人莫名其妙地不公平；废除圣徒的奇特之美，留给我们的是旺兹沃思（Wandsworth）更令人奇怪的丑陋；废除超自然之物，留下的是不自然之物。
爱和公义
人们常常混淆爱和公义。譬如，对值得帮助的人给予帮助，根本不是爱，而是公义。对不值得帮助的人给予帮助，才是爱。爱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是为不配的人而存在。(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二章“异教与洛斯·迪金森先生”，103页）：
注意到这三个悖论在现代人的时尚当中不同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趣。爱如今是一种时尚的美德，狄更斯巨大的火光将它照亮。望如今是一种时尚的美德，斯蒂文森猛然吹响的清越的喇叭声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向它。信却不时尚，它是一个悖论，到处人们都习惯于以此来反对它。人人都以嘲讽的口吻重复那个著名、幼稚的信的定义：信是“相信的能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真的，但仍然相信它”。然而，信丝毫不比爱和望吊诡。爱是原谅我们知道不可原谅之事的能力；望是在我们知道绝望的处境中保持快乐的能力。诚然，有一种状态的希望，它有着光明的前景，看到了黎明的来临，但那不是望的美德，望的美德只存在地震和天食中。诚然，有一样东西可以粗略地称之为爱——对值得帮助的穷人的爱，但对值得帮助之人的爱根本不是爱，而是正义。那些不值得帮助之人才真正需要爱，爱这一理想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就纯粹为这些人存在。从实际的角度考虑，正是在绝望之时我们才需要满怀希望之人，望这一美德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在那一刻才开始存在。正是在那一刻，在希望不再合乎理性之时，希望才开始发挥作用。
自由·民主·爱
我们喜欢谈论自由，自由只是托词，籍此我们避免了谈论善。我们喜欢谈论民主，民主只是托词，籍此我们避免了谈论上帝。我们喜欢谈论爱，爱也是托词，籍此我们避免了谈论信仰。我们和敌人唱着相同的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让我们自由的进步吧，自由得就像自由的落体。(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二章“论否定的精神”，16页）：
现代每个流行的词汇、每种流行的理想都是一个托词，想要回避何为善这个问题。我们喜欢谈论“自由”，当我们谈论自由时，“自由”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为善。我们喜欢谈论“进步”，“进步”只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为善。我们喜欢谈论“教育”，“教育”只是一个托词，借此我们避免谈论何为善。现代人说：“让我们撇下所有这些武断的标准，拥抱自由吧。”逻辑地翻译出来，这也就是说：“让我们不要确定何为善，让我们以不确定何为善为善吧。”现代人说：“让你那些古老的道德准则见鬼去吧！我追求的是进步。”逻辑地陈述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确定何为善，让我们确定我们现在是否在获得更多的善吧。” 现代人说：“朋友，人类的希望既不在宗教也不在道德，而在教育。”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确定何为善，但是让我们给予孩子们善。”
两种爱
人不可能长久地爱上朽坏之物，人只能在瞬间爱上不朽之物。这样的爱，不像搪瓷般光洁，没有天鹅绒的细滑。这样的爱猛烈，突出，如凯旋的伤员，初恋的狂喜，圣餐的眼泪。这样的爱不可能不带着，不可缺少的痛苦。(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七章“欧玛尔与神圣的葡萄”，66页）：
诚然，强烈的幸福大都在某些稍纵即逝的时刻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视这些时刻为稍纵即逝，或纯粹“为了这些时刻”而享受这些时刻。这样做就是将快乐理性化，因而毁掉了快乐。快乐就像宗教，是个谜，永远不应该被理性化。假定一个人经历到一个真正美妙的快乐时刻，我指的不是搪瓷般光洁鲜艳的快乐，而是含有猛烈成分的快乐——几乎痛苦的快乐。例如，男人在初恋中可能经历到的狂喜时刻，或在战斗中经历到的胜利时刻。那位爱中人享受这一时刻，但准确地说，他不是为了这一时刻而享受这一时刻，而是为了那位女性或他自己而享受这一时刻。那位战士享受这一时刻，但他不是为了这一时刻而享受这一时刻，而是为了军旗而享受这一时刻。那面军旗所代表的事业也许很愚蠢、很短暂；那份爱情也许只是少男少女之间的痴迷，持续一星期之久，但在那位爱国者眼里，军旗是永恒的；在那位爱中人眼里，他的爱永不止息。这些时刻充满着永恒，因为不显得短暂，而充满欢乐。一旦我们效仿佩特，视它们为一个又一个的片刻，它们就变得像佩特及其文体一样，冰冷而毫无生气。人不可能爱能朽坏之物，人只能在瞬间中爱不朽之物。
后现代文明
后现代文化标榜自己宽容—切声音，惟独不宽容赞美独—上帝的声音。后现代文明接受和重视—切异端思想，以至于唯一真正的异端，就是为普遍的信仰辩护。后现代主义者视—切意见为有价值的事物，惟独在面对基督的门徒时，就如脸涂油彩、手执长矛的后现代土著。(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一章“引言：论正统的重要性”,2页）：
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桩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从前，异教徒以自己不是异教徒而自豪。世上的王国、警察、法官，他们是异教徒，而他是正统。他丝毫不以自己叛逆了他们而自豪，反倒认为是他们叛逆了他。那些冷酷得坚不可摧的军队，那些冷若冰霜的君王，那些体面的国家运行机制，那些合理的法律诉讼程序，所有这些都如迷失正途的群羊。这个人以自己是正统、以自己立场正确而自豪。倘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荒凉的旷野，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教会。他是宇宙的中心，星辰围绕着他转动，十八层地狱中的所有折磨加之于他也不能使他承认自己是异教徒。可是如今，几个现代的术语就已经使他为自己是异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说：“我想我的思想非常异端。”然后环顾四周，寻求掌声。“异端”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错误，实际上还意味着头脑清醒、勇气十足。“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人们现在不太在意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否正确了。因为显然，一个人首先应该承认自己神志错乱，然后才承认自己是异端。系着红领结的波西米亚人应该以自己的正统而自豪；恐怖分子在安置炸弹时应该这样认为，不论自己其他方面如何，至少自己是正统的。
癫狂和清醒
沉思和祈祷是健康而幸福的，即使到了忽略生活基本需要的程度。我们静默，是由于活跃的信心。我们癫狂，是出于清醒的爱。不像唯物主义者，他们清醒，也是出于害怕癫狂，而保持了福尔马林式的清醒。他们务实，也是出于逃避信仰，而坚持了小白鼠式的务实。(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二章“论否定的精神”，12页）：
对隐修士们的病态的心理、对往往伴随着修士修女异象的那种歇斯底里，人们已经谈了很多，而且谈得也很正确。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种耽于幻想的宗教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比我们现代理智的道德更健康。这种信仰之所以更健康是因为，在为伦理理想无望的奋斗中——用史蒂文森的话来说，在“失败的美德之战”中（史蒂文森的表达一向都惊人地恰当），它仍然能够沉思成功或胜利的理念。相反，现代的道德只能绝对确信地指向违背律法所带来的种种可怕的后果。现代道德唯一确信的是恶，它只能指向不完美，不能指向完美，因为在它看来不存在这样的完美。默想基督或佛的僧侣心中却有一个全然健康的形象，一个有着鲜明色彩和洁净空气的东西。他对这种理想的健康和幸福的沉思也许过度，也许到了忽视或排除了生活基本需要的程度，也许到了坠入梦幻或胡言乱语的地步，尽管如此，他沉思的仍然是健康和幸福。他甚至可能癫狂，但他癫狂是由于对清醒的爱。现代研究伦理的学者则不然，他即便保持清醒，那也是由于对癫狂疯狂的害怕而保持的清醒。
真实的浪漫
真实的英雄，不是头等舱内那些对空姐比对妻子更熟悉的男人。真实的浪漫，不是去非洲打猎，不是泸沽湖或巴厘岛的异族风俗。真实的生活存在于三等车厢。真实的冒险是鼓起勇气敲开邻居的门。真实的童话，是出生在—个神圣的家庭。真正的远大，是和—群人生活—辈子。(王怡，泸沽湖读书笔记)
（切斯特顿《异教徒》第十四章“论某些现代作家及家庭这一机构”，124页）：
这正是家庭独特的、令人起敬的浪漫之处。它浪漫是因为它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它浪漫是因为它是反对者所称呼它的一切；它浪漫是因为它是随意决定的；它浪漫是因为它就在那里。只要团体是理性地选择组成的，它们就难免有某种特殊的或派别的意味。只有当团体是非理性地选择组成时，你面对的才是人。冒险的因素开始存在，因为就本质而言，冒险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它选择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了它。坠入情网常常被认为是最美妙的冒险、最美妙的浪漫机遇。就其含有某种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某种欢快的命中注定的东西——而言，这样认为是非常正确的。爱情确实摄住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折磨着我们，以类似音乐那样难以承受的美丽使我们心碎。但是，只要我们认定自己会坠入情网，只要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随时准备坠入情网，在某种意义上随时准备跃入情网，只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判断，坠入情网就根本不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的冒险。在这个意义上，最美妙的冒险不是坠入情网，而是出生。出生之时，我们确实突然踏入了一个美妙的、令人惊诧的罗网，我们确实看见了某个以前做梦也不曾梦到的东西。我们的父母确实像丛林中的土匪那样，埋伏在那里，朝我们扑过来。叔叔令我们惊讶，姑姑（用我们常用的那个美妙的词语来说）对我们而言是晴天霹雳。当我们通过降生迈入一个家庭时，我们确实迈入了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一个有着自己奇怪法则的世界，一个没有我们照样运转的世界，一个不是我们创造的世界。换句话说，迈入家庭时，我们迈入了一个童话。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诗篇23:1】
2016-12-15 08:00
——摘自王怡的麦克风
（《异教徒》，切斯特顿 著，汪咏梅 译，三联书店，201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