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未来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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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今天大多数的新教教会,既在很多特质上,依旧是宗教改革的后代;又在一些更重要的特质上,足以称其为“反宗教改革”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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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500年来,我们先是听说,又正在经历,现代主义的诞生与衰亡。

一切糟糕的,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带着“Pre—”的前缀;一切重要的,从欧美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都带
着“Post—”的前缀。

教会依然如此,我是指地上的,有形的,不完全的,500年来的教会。这是理解教会的,第二位的,次要但必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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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我们几乎面临一个“拯救宗教改革”的任务。不是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而是一场“回到未来”的考古计划。这个任务,将面对一切进步主义的挑战和嘲笑,包括教会以外的,和教会以内的。

在500年后,将自己投身这一任务的勇气,将来自于,一个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铁路和飞机的“过去”,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视为一个褒义词,或视为一个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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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特征,可以将宗教改革,与初代教会以来的数次宗教复兴区分开来:

马丁路德说,他的前辈们,攻击的都是教会的道德;但他攻击的,是教会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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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一个牧师犯了淫乱,不悔改,教会将他赶走,并受此震动,迫切祷告,人人流泪悔改。这可能给教会带来一场小小的复兴,但不会为教会带来一场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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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路德那里,赎罪券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它当然也是一个关乎腐败、淫乱和滥用权柄的议题,但贩卖赎罪券的本质,是一面贬低了基督的恩典,一面也看轻了罪的权势;错误地看待了基督,也错误地看待了教会和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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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世纪的神学家相比,改教家们的作品,不是以天父上帝的创造和人类受造之理性为中心的;与当代的神学家相比,改革家们的作品,也不是以圣灵的工作和人类受造之情感的回应为中心的;他们只以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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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路德也喜欢谈论自己奇妙的属灵经历,这好像与现代基督徒类似,但他的焦点,从来不是圣灵在他身上产生的某些主观影响,而是关乎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或那位“在十字架上彰显自己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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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可以教导今日的教会,圣灵同在的真正记号:不是开始热烈地谈论圣灵,而是开始更多地谈论基督。

因为改教家们,在没有麦克风和互联网的情况下,曾以历史上最大的声量,宣称整本圣经都是在诉说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宣称基督是新旧约圣经的中心。

正如耶稣自己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宣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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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卡尔·楚门强调说,“一间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并不等于一间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前者,只反映了宗教改革的形式原则;后者,才反映出宗教改革的实质原则。

15举例来说,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中出现的新教导,大都宣称或坚持,自己拥有圣经以外的启示与权威。而在宗教改革之后,教会中出现的新教导,大都宣称或坚持只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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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宣称或坚持只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才正确的人,是典型的宗教改革的后代,因为“唯独圣经”成为了他们的方法论。而那些宣称或坚持自己拥有圣经以外的启示与权威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宗教改革的后代,他们不是“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产物,而是“前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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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不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仍然算不上宗教改革的真后代,因为“唯独基督”的恩典教义,并没有构成他们的信仰实质。他们才是“后宗教改革”的产物,是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某种混合;其中一部分人,终究守不住“唯独圣经”的形式原则;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唯独圣经”仅以一种“政治正确”的方式被保存着。

或者,用陈佐人牧师的话说,在自由派那里,“唯独圣经”已被连根拔起;而在基要派那里,“唯独圣经”仅仅作为一种“活人的死传统”而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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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一间教会,“既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时,才是宗教改革的真儿子。

或者,用陈佐人牧师的话说,只有在归正的教会那里,宗教改革的信仰,是作为“死人的活传统”而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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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归正的意思,就是“拯救宗教改革”。

换成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就是ecclesia reformata,semper reformanda(归正的教会永远需要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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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有近乎无限的能力,可以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基督身上,找到膜拜的对象。这种可怕的特质,造成了我们对一切新奇事物的饥渴,和对于“过去”和一切古老事物的藐视。

马丁路德在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其实周围的行人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因为他用的是拉丁文。但透过刚刚普及的印刷术,这份文件传遍了欧洲大陆。1517年10月31日。

——摘自《基督是主——论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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