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基督教会安身立命的弟兄姊妹，平安。

时隔两年，我此次前往北美有两周的服侍。感谢主，祂激动警方的心，临行前特意来我家，告诉我，他们允准我这次的出行，并祝我一路平安。警察祝福牧师，我们的上帝是多么幽默、仁慈而大有能力。

在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洛杉矶的中国福音会，我有两场关于对中国教会之理解的演讲。摘录讲稿的一部分，愿以对基督国度的委身和热爱，来表达我在旅途中对你们的思念：

基于改革宗的世界观，认识家庭教会，需要同时认识中国社会在发生什么。C.S.路易斯说，“我们要有两重倾听，一重是永远倾听神的声音，即圣经的真理；另一重是倾听这个世界。要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知道这个世界今天的潮流在哪里。它的问题在哪里，它的偶像在哪里”。

不认识20世纪之中国，就很难认识20世纪之中国教会，就难以依靠在肉身和历史中显现的福音之道，去挑战、回应和施恩于具体的处境、文化及人心。

简单地说，2012年的中国，仍处于李鸿章所言“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经过150年的“民族复兴”，经过1949年之后60年的政治磨难，经过1978年以来34年的社会转型，中国文明最终将走出历史“三峡”，于最近的数十年间定型。包括制度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文化的转型、道德的转型、治理的转型，以及最核心的，关乎中国文明之安身立命的、精神信念的转型。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一精神内核的转型，必将决定于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观。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3:6）。

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脉络也很清晰，奠定了今日全球的文化、社会、人权、政治之普世价值的“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从1517年的改教运动而肇始。那时，罗马教会的信条已无力面对世界秩序的扭转。教会悖逆了或说隐藏了福音真理，无法再继续为未来的世界图景，提供从圣经真理而来的祝福与挑战。上帝兴起改教运动和改革宗神学，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这一重新被继承和描述的圣经世界观的成形，以及被称为“清教徒运动”的、一种超自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决定性地影响和主导了近500年世界文明之基本价值格局。

这一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格局，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英美教会的清教徒传统，二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国家主义传统。可以说，这是“耶路撒冷与雅典”这一教会与世界的“双城记”的现代版本。换言之，在加尔文主义被接受的地方，形成了新的“耶路撒冷”，而在加尔文主义者被屠杀（胡格诺派）的地方，形成了新的“雅典”。从而，这也促成了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欧陆与英美的“双雄记”的文化对峙（亨廷顿在2004年《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认为，这一欧陆与美国的文化对峙的实质，是宗教信仰的对峙）。

如果使用这一古典模型，来理解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对峙，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代表着新的罗马精神与近代“国家主义”的结合（霍布斯在被称为近代政治学开山之作的《利维坦》中，即引用路加福音11：24-26所讲“污鬼又带着七个比它更恶的鬼回来”的比喻，将近代国家主义的兴起视为罗马精神的翻版。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是这一翻版的左翼的继承人，今日去基督教化的欧盟则是这一翻版的右翼的继承人）。同时，上帝也带领中国家庭教会，走上了一条类似于清教徒的、长达60年之久的“不从国教”之路。罗马和耶路撒冷，都在当代中国找到了他们的代表。或者说，清教徒的传统，在20世纪的中国遇到了福音在历史上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即由“马克思加秦始皇”所带回来的、七个更恶的鬼。

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已有过两次花果飘零的危机。第第一次，是1900年以来的国家与教会危机，将民族主义这一毒瘤深嵌在中国教会之中。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逼迫。家庭教会固然蒙主兴起、保守，走旷野，继绝学，将野葡萄枝接在了葡萄树上。但中国教会之主流的敬虔主义传统，因其无法以全备的福音世界观回应一个红色时代，也因自身的狭窄和畏惧而消耗大半。第三次，是最近34年的经济崛起，家庭教会固然蒙主恩待，不断复兴；但复杂的影响，也促使中国家庭教会日益进入一个属灵传统的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这一共识外，家庭教会对福音的认信，缺乏更坚实的圣经真理的根基。

靠着对上帝美善预旨和恩典的仰望，我认为接下来数十年，中国家庭教会面临着属灵传统的定型，及其与世俗社会精神价值定型之间的、一场既迫在眉睫又旷日持久的“属灵决战”。这场在终末论意义上的（而非在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的最后决战，将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归正信仰为根基的教会植堂运动和神学教育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中国教会？以及，未来的中国教会有无可能融合改革宗的清教徒传统和敬虔主义的小群传统，即在17世纪敬虔主义与改革宗信仰分道扬镳之后，在中国重新获得一个更加归回圣经的机会？以及，有无可能，基督的福音将在中国这一崛起的新帝国，展开一场与“学贯中西”的各种人类价值观的会战？就如《魔戒》所描述的那样，魔君在中土世界召集各路妖魔，将展开500年来最大的一场属灵厮杀？到底是圣经高于文化，还是文化高于圣经？是文化基督化，还是基督文化化？这一在西方社会已几乎无解的价值困境，是否有可能藉着中国的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再向世人见证那个惟独信心的、愚拙而古旧的答案？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深深地担忧，当中国完成自由-民主及普世文明模式的转型之时，就是作为属灵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固步自封、分崩瓦解于教会史之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必须警告那些几乎一面倒地屈从于共产党体制和三自系统的部分海外华人教会，反思自己以“宣教”和“事工”的名义加以属灵包装的、脚踏两只船的实用主义策略。最近十几年来，与神在中国家庭教会之使命背道而驰的各种“海外宣教”、“文化事工”和所谓“官方交流”活动，已构成了对中国家庭教会极大的伤害和混乱。我愿以先知的口吻，和牧者的心肠，对华人教会中（包括家庭教会的一部分）对中国这一“新帝国”日益畏惧和犬儒的肢体说，基督教的历史根基，就是“这世界的王”已因着十字架而从基督的身体中被赶出去了。不信这一点，就几乎等于不信耶稣。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呼吁在北美的神学生和新移民，美国不是你们的逃城，愿你们倾听对岸的马其顿呼声，回到真正的“纳尼亚世界”，返回你们一出生就身在其中的历史沙场。尤其是当中国的各类社会精英都纷纷跳船，如伤口一样极速外流的时代，求主亲自拣选更多在北美的新移民逆潮而动，“离开异族、异国、异乡”，到耶和华所指示你们的地方去。以信仰的力量与受捆绑的教会同在，与你们的弟兄共走这最后一段、受逼迫的岁月。免得在你们中间，有人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他和他的后代却要在耶路撒冷无权、无分、无记念。

 主仆王怡，2012年9月6日于加州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