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电影的旨趣其实一以贯之。从《红高粱》到《黄金甲》，浓墨重彩，用圣经的一句话来概括，“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换成佛经的句子，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只是在 80 年代启蒙的光芒下，连情欲也光芒万丈。先在审美上被浪漫主义化，再被意识形态化。在那个年代，情欲成为自由的象征，使无数灵魂饥渴不已，无数主题亟待升华。对一些戴眼镜的人来说，情欲差不多就等于曾被扼杀的人性，而人性差不多就等于民主和反专制。

有一个叫杰姆逊的外国人，也积极鼓吹，说第三世界的电影都是“民族寓言”。眼目的情欲，就这样被一个时代壮了胆，被赋予自由化的联想。捷克的昆德拉，在他的小说里将共产主义下的性与政治勾连起来。文革后的张贤亮也学着这样。那是一个审美觉醒的时代，贺拉斯所说诗人的为所欲为，成为知识分子一句隐藏的政纲。随着“读书无禁区”，而后思想无禁区，艺术无禁区。谁能讲一个乱伦的故事，谁能拍出波涛汹涌的女性身体，就是第五代导演的旗手。很久以来，张艺谋就这样爬上时代的列车，被活活误会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但这些年随着巨大的商业成功，张艺谋在公众形象中转型。那些戴眼镜的人们惊呼他的作品是对启蒙的背叛，其实在我看来，张先生从没偏离他一生的主题。只是时代高歌猛进，在一些人眼里，情欲终于与革命无关了。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也竟然与反革命无关了。当一个情欲被政治化的年代，他乐此不疲的讲述，看起来就像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情欲被商业化的年代，他依然乐此不疲，看起来却开始像一个流氓。

在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世界观看来，人的情欲与眼目，的确如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凡出世的宗教，都会倾向某种禁欲主义，因为禁欲才是真的出世。旷野之中，深山古刹，若是一个人枯坐灯下，内心依旧“放纵情欲，滚沸如水”，那就算不得出世了。可如此一来，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就被简化成了一种精神性的超级链接。换言之，就如黑格尔说的，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并不重要，连自己存不存在也不重要。仿佛这样一来，就不再沾染尘土；然而身体的意义，包括性的愉悦，也在宇宙论的层面上被否定了。人的身体来自尘土，成了一个很尴尬的事实。就像籍贯来自乡镇，也是一些人没面子、不愿提及的事。人就埋怨他的造物主，给我一个灵魂就好了，为什么要给我一个身体呢。

在一种身体与精神对立的二元主义里，肉身的世界被藐视。身体是客观的，也就是非道德的，甚至就是恶的；精神是主观的，也就是永恒的和善的。这样的观念从古希腊到古印度，也到儒道的哲学传统，差不多一致，构成了一类与圣经启示迥异的世界观。近代以来，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对现象界与本体界的两分，在哲学上复兴了这种希腊式的二元论。费希特说得最干脆，人是两个世界的成员，一个是因果律统治的物质世界，一个是人的主体性的精神世界。在后者那里，“我就是我自己的创造物”。到了萨特，就变成另一个著名的命题，“存在先于本质”。

这样，被造物的次序就发生了一个颠倒，仿佛灵界是比人间更高的，仿佛属灵的天使才是受造的顶端，有身体的人不过等而下之罢了。但《创世记》却说，唯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创造的使命，就是将这个世界，包括人的身体，也包括藏在身体里的性的愉悦与子孙的繁衍，都托付给了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论到天使的时候，《希伯来书》则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中国民间，也有一种对于身体的暧昧肯定，就是仙女下凡，思慕人间。但下凡的代价，却是对超越身体之上的价值世界的取消。一个人若相信某种灵与肉的二元论，他就不太可能既充分肯定身体的意义，又完全敬畏一个灵魂的世界。好莱坞的电影《天使之城》，是一个基督教背景下的“天使下凡”故事。两个天使麦西杰和塞斯宁可从天上坠落，披上满身的血肉，而成为人。代价是暂时离开永恒而面对死亡。当成为人的塞斯问天使，上帝为什么要带走玛姬。天使问答，因为这就是“人”生。天使是柏拉图式的存在。但人却可以拥抱、抚摸、亲吻和做爱，可能饥饿、寒冷、痛苦和愤怒，也一定有生离死别。在“人”生里，永恒不是一个看得见的事实，而只在你的信心里向你显现。

在基督诞生之前几百年，以色列先知曾预言说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同在”。而《论语》记载，孔子有一个弟子生病，请老师为他祷告。孔子回答“丘之祷久矣”。但是当孔子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能确信的时候，他的祈祷其实不是祈祷，只是一种宗教仪式而已。用《论语》的另一句话说，就是“祭神，如神在”。其实神并不在。一个“神同在”的世界，和一个“如神在”的世界，这就是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差别，也是信仰与迷信的迥异。信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个信，就是迷信。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世界，人就吃吃喝喝吧，因为身体不过是过眼的云烟。

“祭神，如神在”的祭祀，不是祭祀；祷告也不是祷告。孔子和拜送子观音的村妇一样，只是向着自己所不知道的祈求。“神同在”构成了一个信仰，“如神在”只能是偶像崇拜。后者是“圣人以神道设教”，以想象的宗教去弥补一个残缺的世界，仿佛传说中的女娲补天。前者却是一位无限者对他自己的启示。

但在一个二元论者看来，“神同在”是几乎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如神在”。就如一位罗马学者曾致信奥古斯丁，说“神是唯一的，是不可理解的，不可言喻的”。但一个不可言喻的神，怎么可能成为生命中“又真又活”的神呢。对一位“不可理解和不可言喻”的神明的敬拜，仍然还是“如神在”的敬拜。

上帝若与我们无言，上帝就只是一个理念，甚至只是一个说法。我们渴望也是白白地渴望，我们忧伤也只能将忧伤进行到底。很久以前，我喜欢齐豫的一首歌《有没有这种说法》，里面对“如神在”的绝望与荒凉，曾叫我的青春期布满了粉刺：

有没有这种说法 常常飞行的人 离天堂比较近
有没有这种说法 多喝几杯的咖啡 就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昨天 我企图和上帝打交道 请他修改我的命运
上帝保持一贯的沉默 就像他从不承诺
但基督信仰的核心正是“道成肉身”这一神同在的最高启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是人类史上对身体及其意义的最热烈和最高规格的肯定。那些泛滥情欲、并以此反抗世界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一种憋急了的态度，自暴自弃的以为，对身体最高规格的肯定就是放荡。如果我的精神是“我思故我在”，那我的身体就是“我荡故我在”。但在圣经中，上帝先以他的创造肯定了肉体的意义，再以他的救赎又一次肯定了血肉之体的意义：

（神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希伯来书 2:14）
任何一种二元主义，都刺破了上帝的信实，也是对人作为上帝艺术品的一种羞辱。二元论的逻辑，必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宇宙观，任何一元的消失，都将是宇宙模式的崩溃。这就褫夺了一位至高神随他己意的主权。也使一种线性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成为绝不可能。那么永恒就不存在了。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成了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人对宇宙秩序，最多剩下一种西西弗式的信心，人的命运变成了一种道德主义的抉择。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既然善恶、阴阳都是宇宙的来源，身体的意义便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肯定。我们只是克服肉身，选择精神，克服恶念，选择向善而已。也就是儒家说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把人的价值决断抬举成了宇宙的中心，使人的自由意志具有了宇宙论上的影响力。

宇宙原本是一元。当撒但说，你们吃吧吃吧，吃了就“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一句诱惑就是二元主义的诞生。一个真神，加一个假神；一个上帝，加一个撒旦。世界被砍为两段，二元论成为罪人躲避他的审判者的一个山寨。也叫我们的罪有了一个推诿。使徒保罗说，神的永能和我们的罪是明明不能推诿的，但二元论却说，明明就是可以推诿的。我们对罪的敏感与悔恨，被阴阳或天人的合参之路阻挡了。二元论也导致了人们对罪的看法的一种泛灵化。如果罪是泛灵化的，罪就应该由冥冥中的力量去负责，而不是由我负责。所以就算一个人不相信上帝，二元论的世界观也会在他生命的某一刻，带来对造物主的怨恨。他说，老天你为什么不睁眼，上帝你为什么不管我。他说，天理何在，情何以堪？

如果二元论是真的，善恶一念之间，情欲铺天盖地。那么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选撒旦？为什么不能放荡情欲？为什么不能把骄傲进行到底？

电影学院的崔卫平评论说，张氏电影从来没有过价值的关怀。《英雄》中的“天下”观，让人们察觉张艺谋的思维水准，竟然落后于启蒙时代 20 年。《十面埋伏》是他的一次调整，刻意回归意识形态的零点。但《黄金甲》是又一次雄心勃勃的进发。这一位极聪明的人，回到了 80 年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现场，重新在情欲与政治之间擦边，也在票房最大化与政治正确之间拿捏着分寸。仅此而言，《黄金甲》的拍摄，的确达到了张艺谋电影迄今为止的一个颠峰。我若以为他的梦想是拍《活着》那样的电影，只是我一厢情愿。张先生的梦想，就是如奥运开幕式一般的《黄金甲》。因为“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其实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几乎是一个最高的理想，也是最严峻的试探。张艺谋在本质上是一位摄影师，而不是一位导演。摄影师的梦想，是将天下的欲望都写在镜头上。就像演员的梦想，是将全部的欲望都写在脸上，而不是写在胸脯上。就这两点而言，张艺谋和巩俐都做得比别人更好。

有一个荒诞的可能，如果这时代依然保存着将《黄金甲》作为一个民族寓言和政治反讽的精神氛围，如果这部电影早在 15 年前拍摄，也许知识分子们将起身鼓掌，在漆黑的影院向张艺谋致敬。《黄金甲》中，至少将人的罪性不再归于政治，而模模糊糊地归在普遍的人性上。这一点倒是超越了《雷雨》。曹禺的作品里，残留着当时政治正确的阶级分析眼光，将乱伦与革命捆绑在一起，那是张先生 20 年前轻车熟路的一套。这部电影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残酷描写，和一种恶俗的审美观，都恶俗到了一个地步，使人误以为反讽。菊花台下一场宫廷大屠杀，赤裸裸的权力争竞，依然如《夜宴》一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浩浩荡荡地毁灭整个皇族，杀妻杀子，杀父杀兄，一场家宴变作国觞。尤其是广场上的政变，血迹被轰轰烈烈的清洗之后，那仰拍的升天礼花，观礼台上如《东方红》一般的颂歌大合唱。反讽的意味实在鲜明，联想的空间也如此逼仄，40 岁以上的中国观众，都很不情愿的承认这只是一部商业片，尽管它的确是。

影片也几乎遵循了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情节发生在大致 24 个小时以内，每个时辰都有宫廷的报时，以洗练的语言，影射出整整一部二十四史。和《夜宴》一样，故事选在残唐，我疑心编剧大概读过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陇集团主宰隋唐政治，藩镇割据瓦解中央集权。这样的循环在中国史上曾不断反复。菊花台的那一场屠杀，无疑也是对当年“玄武门之变”的放大。主后 626 年6 月 4 日，李世民在这一天轼兄杀弟，将一个胡汉杂糅的王朝带入辉煌的贞观盛世。政治里的骄傲如此显要，甚至胜过了情欲的浩大。可怜这部电影，却连一点可仿效的悲剧框架也没有了。椎心刺骨的杀戮，在电脑特技的画面上，以几何的倍数被铺张，罪的本质依然在眼目的情欲中被再次遮蔽。

陈寅恪说，初唐一共发生过四次宫廷政变，每一次的成败都取决于玄武门前。一个庞大的帝国，犹如欲望的洋海。它的安危竟会反复系于宫城外的一箭之地。一个独裁者的骄傲，让其余人变成了团体操。一个人高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假神，一切人低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奴仆。周润发饰演那位不可一世的僭主，就连哈姆雷特叔父的惊慌、悔意与苦毒，对这部电影来说也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楷模了。僭主对王子说，“天下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中国的银幕上倒是没有过更精彩的对白，对独裁者的情欲与骄傲，有过如此刺骨的临摹。你会想起当年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英雄本色》），那一句同样经典的台词，“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成王败寇啊，我们这一生，难道就活在别人的这两句狠话之间吗。

关于中国的宫廷，我的内存太小，已被塞满太多的故事。没有的东西要不要抢过来，失去的要不要拿回来。一个轼兄杀弟的王朝，难道因为路途遥远，就不在该隐杀弟的诅咒之下吗。汉唐的后裔们，就真能在整个民族颠沛流亡的命运里假装无辜？那些历史上被颠覆的王廷，无数末代的君王，有谁能像不列颠的查理一世，在一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叛乱里，以伟大的仁慈面对死亡。主教在断头台上对他说，“陛下，再往前走一步，这一步很艰难，但也很短”。查理做了简短的讲话，宽恕他的仇敌，并为他的臣民祝福。随后他说，“我就要离开一个消失的王国，进入一个不能败坏的王国。并且经久不衰”。怀疑论者大卫·休谟，在他的《英国史》中曾动情地描述这位被轼的君王，也不能不叫我动容：

在难以承受的困厄中，国王从一个巨大的源泉汲取所有的慰籍。这源泉无疑就是基督信仰。这位君王表现得既不痛苦也不严峻，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对敌人的怨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忧虑未来。当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对他抱有敌意，他的家庭、亲属、朋友都离他而去或无力助他之时，他便投入了伟大上帝的怀抱。上帝的权柄及于全世界，支撑着全世界。他虔诚而驯服地接受上帝的审判，这种驯服，正是他仍然受到无限眷顾的最可靠的证据。

面对情欲与骄傲，穷困的人和坐在权力最顶端的人，竟有着共同的依靠。这是别人的历史，但这竟然也是历史。当我们对身体的意义失去盼望与确据时，放荡与杀戮，甚至是一种唯一令人感觉活着的违禁品。当我 18 岁时，看见第一幅裸体图片，到我婚后第一次上网搜索色情网站，我的无力自拔，就占据着一个庞大市场的丁点份额。我明明心里不想要的，偏一昧去要。这个社会表面上真是很尊重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自由选择。唯独不尊重我们内心的不自由，唯独漠视一切皮肤以下的苦难。许多年来，我心里善恶挣扎，就如使徒保罗说：

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人的身体，神看着原是好的。甚至连基督也从大卫的后裔而出。圣经中说到肉体或身体，一种是中性的“身体”（flesh），与灵魂相对应。而以贬义说到人的肉体和情欲时，是指罪的权势对于全人的支配力。不是肉体（flesh）本身，而是罪的本性（Sinful nature 或 Sinful desires）。就像圣经以贬义说到金钱，也不是指财物本身，是指借着财物使人沦陷在贪婪中的罪的可怕权势。这权势弥漫在整个人的生命里头，包括肉体，也包括灵魂；包括了身、心、灵；包括了思想、情感和意志，也包括了理性与灵性。说一个人属乎“肉体”或“情欲”，这是圣经对一个在罪中无力自拔的生命的描述，不是中国文化里面那种狭窄的含义。如《加拉太书》所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但在一种二元论的蒙蔽中，你可能会辩护说，我的精神是崇高的，只是我的肉体不争气。我的心管不住我的身体。多年前在一首诗中，我曾流露这种二元论的人观，仿佛为自己内心的惊慌买一份保险：

水岸犹如女性的唇线
我站在上面
我的下身长满兽毛
但胸脯还是纯洁的
各种二元论就如“魔鬼的代言人”，它为人的罪提供的辩护，甚至与那罪一样怵目。血淋淋的杀戮与放荡，在审美的和自由的名义下，仿佛电影世界里的狂欢。缺乏对身体的一个创造论上的肯定，对禁欲主义或道德专制的反抗就只剩了一条路，就是对情欲与眼目的万般体贴。

电影内外，这世界盛满了眼目的情欲。这样的电影仍将继续被拍出来，但看见的人有祸了。我不能在一种二元论的世界里自欺，说这只是娱乐，不是教导。只是商业，不是艺术。只是历史，不是现实。只是别人，不是自己。我活在一个完整的世界当中，从来没有一件事，可以割裂出来单独地称之为娱乐。从来也没有一件事，可以割裂出来单独地称之为信仰。就像我活着，直到死亡之前，从来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割裂出来，单独地称之为肉体，或是灵魂。

不然，一个人看够这世界的丑陋，也不会把自己算在里头。我们都是狡兔三窟的人，总要为自己留一个安全地带。在那里我们是无辜的，在那里我们不喜欢别人说三道四，哪怕是我们的配偶。在那里，我们甚至也不喜欢一个不敲门就进来的上帝。我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权，就硬着头颈说，“风能进，雨能进，上帝不能进”。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