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和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法国大革命，之间能有什么关系？
我这样理解，童话总是革命的内在冲动，一个童话想从纸上落到现实，往往就非革命不可。不过法国电影《国王与小鸟》，可以看作对这一设问的动画版答复。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称它为“一部高雅、充满雄心、时而也给人以崇高感觉的作品”，也是我童年时代对电影的美好回忆之一。最近看见修复版的 DVD，又在家中重温了这部经典。
电影把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和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拼贴在一起。描述牧羊女和扫烟囱的小伙子在一只鸟的帮助下，如何摧毁国王的城堡，赢取了自由和爱情。法国动画大师保罗·格里墨，从 1953 年开始耗费了五年心血来制作这部动画长片。最终还是因经济原因忍痛放弃了。这部高贵的动画片也像一场法国大革命那样漫无止境。直到二十几年后才在其他导演帮助下完成后期制作，于 1979 年公映。随即成为现代动画电影的经典，感动了整整一代后革命时期的少年，包括今天全世界最著名的动画大师宫崎骏。
我忽然发觉，其实动画是最适合表现革命题材的艺术形式，所以文革中会有那么多宣传漫画。因为动画把暴力漫画化，也就把残酷的一面缓释了，只剩下一种经过夸张的浪漫。记得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丝毫没感到暴力的痕迹。就像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们》，你不到一定年龄，不会注意到袒露胸脯的女神背后，还有无数的枪火，她的脚下则是横尸遍野。因为乳房也是一个童话，革命场景中的乳房和动画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都让你忽略那些残酷的事实。如在杀人如麻的雅各宾执政时期，路易十六在六万名持枪者面前被送上断头台。著名的保守主义迈斯特说，“路易十六的每一滴血，都将让法兰西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他甚至以诅咒的口气说，也许将有 400 万法国人人头落地，来抵赎这桩最大的全国性重罪，“意即反宗教、反社会并以弑君告终的造反罪行”。事实上，不到拿破仑上台，死于一连串革命的法国人，就已超过了这个数字。
任何电影企图再现这一幕，难免会让一个孩子感到震骇和惊吓，甚至可能像《大决战》、《平津战役》这些国产电影一样，在香港被评为儿童不宜的三级片。但在《国王与小鸟》中，最终处决塔吉卡迪王国的国王“夏尔第五加三等于第八、第八加八等于第十六陛下”的方式多么浪漫啊。他被机器巨人的鼓风机吹起来，一直吹到看不见的天边。
“夏尔第五加三等于第八、第八加八等于第十六陛下”这个绕口令，不仅是一种幽默。这话里面含着大革命藐视一切人类传统的狂想气质，它通过一种强调去嘲笑君王血缘所象征的法国社会的悠久历史。在革命者眼里，统治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一种理念中的建构，而与历史传承全无关系。一切与人的理性建构不符合的历史，哪怕深厚到“第五加三等于第八、第八加八等于第十六”的地步，也是可以一举摧毁的。大革命的实质，不是对一个当代社会的死刑宣判，而是对从人类起源到革命之前的整个历史的死刑宣判。不是宣判一个在位国王死刑，而是宣判曾经所有的国王死刑。也不仅仅是宣判国王们的死刑，而是宣判曾经活在这些国王统治下的每一个人的死刑。
连俄国革命者赫尔岑也说，1792 年的人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仅谴责旧制度的所有罪恶，而且坚决否认它的任何优点”。大革命的法国人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不想他们建立的新国家，对以往的历史承担一丁点旧债。换句话说，大革命就是一场人类的破产清算，一场对迄今为止的历史的终审判决。那么以前的人简直就不是人了，没有革命，他们的生活就一文不值。若是还配称为人，为什么不革命呢，早干什么去了。
再看一遍《国王与小鸟》，发现它的幽默之下其实也饱含了不少反思和吊诡。如果说牧羊女象征爱，飞翔的小鸟象征自由，那么地下城里的百姓就意味着渴望平等的力量了。正是这一力量冲破了当年的巴士底狱。那些居住在巨大城堡的地下层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鸟。当盲人琴师听到小鸟的翅膀声时，他激动的叫嚷：“我说过，这世界上是有鸟的”。我以为这是影片中最接近崇高的一刻。但接下来的浪漫就开始变质了。
最荒诞的一幕，是最终攻克和摧毁国王城堡的并不是地下城的百姓，而是被小鸟放出地牢的一群豺狼虎豹。豺狼的力量如何被利用来争取自由与爱情呢？小鸟用了一个谎言来骗这些饥饿的野兽。它告诉野兽们为什么国王抓走了牧羊女，因为牧羊女放牧着一群肥羊，“她是为谁辛苦地放牧呢，是为你们啊，她为你们放牧牛羊，多么肥美的牛羊，但可恶的国王竟把她抓走了”。
野兽们开始咆哮，它们被蒙蔽了，不知道革命成功之后，牧羊女只属于那个扫烟囱的小伙子。小鸟带领它们冲出地牢，攻占了塔吉卡迪王国。小鸟操纵一个象征着理性主义的巨型机器人，摧毁了整个王国。牧羊女和扫烟囱的小伙子有了机会拥抱、接吻，记得当年这一刻，我在电影院里把手掌都拍红了，并且偷偷去看那个旁边扎辫子的小姑娘。这时巨型机器人开始坐在王国的废墟上，以手托腮，摆了一个罗丹著名雕塑《思想者》的造型，逐渐隐没于黑暗。
这是全片最后一次精妙的幽默与反讽。废墟之上的理性主义，以及被释放出来的人性之恶，一切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不是一个浪漫的拥抱可以“end”的。
片中那个夏尔第十六国王，正是大革命以来被反复丑化的路易十六的形象。革命者的教材上常形容他不理朝政，生活糜烂，挥霍无度，总之一副昏聩暴君的模样。又说他被手枪胁迫着走上断头台，不断哭喊“我完了，我完了”。好在陪着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英国籍牧师亨利，如实记载了当时的一幕。到 2006 年 10月，当年的刽子手、著名的桑松家族的亨利·桑松记录路易十六之死的信札也被公开拍卖，这是他在国王死后半个月写下的。大革命时期，桑松在断头台上马不停蹄的斩首了 2900 人，被誉为“革命的拱顶石”。路易十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竟都死在他的手下。这封信札长期被私人收藏，它的公开也印证了牧师记载的真实性。桑松这封信说，没有人像路易十六那样“死得像一个君王”。他写道，路易十六在牧师陪同下乘马车来到刑场，他走上断头台，不肯让别人为他脱外套，自己亲手脱下。他也不同意将双手绑起来，后来在牧师劝说下答应了。刀落之前，这位 39 岁的国王转身，向在场的 6 万名持枪者发表了最后的讲话：
“我死得很清白。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
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描写了之后全场阴郁无声的一幕。他引用一位目击者的记录说，“那天，每一个人步伐缓慢，并且不敢彼此相望”。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大革命爆发时，其实是法国前后一百多年内经济最繁荣的年代。路易十六一即位就开始财政等各项改革。土地改革在大革命前完成，使很多农民获得了土地。他的开明赢得了参加过美国革命的拉法耶特将军的尊重，对他的改良一度抱有希望。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评价说，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专制不满时，他自愿地放弃了专制的作风；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挥霍感到愤恨时，他品行端方，生活俭朴”。
但大革命是一种对历史前所未有的审判。一个“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带来了一个“完美共和国图景”（休谟）的理想和意识形态。这个理想渴望一个完美的千年王国，就必须彻底否定之前的几千年。革命者杀死君王，关闭教堂。无知的民众溶化了巴黎圣母院的钟，砸毁了圣母院大门上 28 位以色列王的雕像，他们以为那是法国的历代国王。革命者将这座 600 年历史的哥特式教堂改名为“理性之殿”，将另一座教堂改名为“青春之殿”，并一口气将巴黎 1400 条街道的名称全都改了。主后 1793 年也改为了“法兰西元年”。革命家成为宇宙的立法者，一年之内，国民议会制定出 2557 部法律，六年之内，革命者通过了 15479 部法律。这就是一连串革命之后的“彩虹之约”。
这一切都需要无数罗伯斯庇尔那样的疯子和拿破仑那样的科西嘉岛上的恶棍——就像小鸟需要地牢中的豺狼，而不需要一个尊贵却缺乏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六。有一个常被提及的著名细节，巴士底狱沦陷的那天，路易十六问他的近臣利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
利昂古尔恭敬地回答：“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如果是一场叛乱，理应由君王承担统治的责任。但革命却意味着这与谁是国王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路易十六直到在狱中才读了启蒙作家们的著作，他留下一句名言，“是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毁灭了法国”。
《国王与小鸟》作为一个童话，却以废墟和死亡为结局，这是对千年王国理想的一个嘲讽。“千年王国”作为一个乌托邦，源自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相信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弥赛亚，将在地上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并将历史带入终结。直到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的门徒中还有人持这种弥赛亚主义的盼望，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但基督的十字架，是一条让犹太人无法接受的弥赛亚之路，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一位武力的征服者，至少也是一个革命家。怎么可能是那位以最残忍和耻辱的刑罚被处死的基督呢。但这一想法完全忽略了罪的问题，犹太人认为遵循摩西律法就能带来罪的赦免，他们的盼望自然就直奔千年王国而去了。因此保罗说，基督的福音反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
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经久不衰，在近代与理性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汇合，经过法国人的大革命，就在犹太思想家马克思那里，形成了一种唯物主义版本的“千年王国”乌托邦，直到二战和大屠杀悲剧之后才渐渐衰微。在改教时期的德国，也有一股激进的再洗礼派，因盼望地上的“千禧年王国”而引发了德国宗教战争。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尝试建立地上“太平天国”的暴力革命。马丁·路德当时严厉谴责这些再洗礼派的信徒们，说他们妄图替代上帝审判这个世界。但后来的卡尔·马克思却对这场革命推崇备至，心向往之。
新教改革的主流即清教徒和改革宗的传统，也相信历史的末世论，就是一场宇宙性的最终审判。在此之前，他们相信天国已在复活的基督里降临，教会的时代就是“千禧年”的时代，两个国度重叠在这大地上，叫每个生命在挣扎和安慰中预备历史的尽头。进入基督国度的方式只能是信、望、爱，而不是革命、暴力与征服。
有一句常被栽赃在路易十六或路易十四头上的话，就是“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学者庄礼伟说，其实这句话被栽赃了两次。它的原文是“Après nous, ledéluge”（After us, the flood），意思是“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其实这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话。这位贵妇人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作家们交往密切，甚至成为这些思想名流的庇护者。作为那个时代嗅觉最敏锐的女人，她已闻到了一个理性的人要站起来施行审判的气息。她借用《创世记》中上帝审判世界的“大洪水”，对路易十五说出了这句预言。
蓬巴杜夫人说中了两件事，一是大革命的来临，二是这场大革命的实质，就是人将取代上帝的位置宣判世界的死刑，再以他们的方式与世界立下“彩虹之约”。
大革命的意思就是以大洪水埋葬旧世界。这不是一个童话，也不是残酷的罗曼史。这世界充满不义，但国王不是国王，小鸟也不是小鸟。在安徒生的童话里，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逃到屋顶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老木碗柜。他们是两个小瓷人，扫烟囱的虽然很黑，但作者说，“瓷器工人如果高兴，也可以把他做成一个王子”，只是他被做成了一个扫烟囱的人而已。他们回来后，看见那个本来要拆散他们的“老中国人”，却从桌上摔碎了。他们也很伤心，这个“老瓷人”比他们大三倍，坚持说是牧羊女的祖父，有权管理他们。尽管他也提不出什么证明。后来主人补好了他，安徒生说，“于是这一对小瓷人就还是待在一起，他们继续相爱，直到破碎也不变心”。
这就是丹麦童话与法国革命的差异。为什么不能回去，为什么不把那个“老中国人”送上断头台。为什么扫烟囱的人不是王子，为什么动人的牧羊女却爱上了他。
为什么不呢。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